马克思认为，这种暴力的农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社会结构的必然性。“儒家”社会在“官僚-地主”的支配下，必然导致连人口的百分之十也不到的地主zhan有大多数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少土地和无土地，这种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关系，导致尖锐的矛盾，导致“中国社会从结构上必然会制造大量的人渣，即可以很容易点燃起义火花的柴禾堆。”
所以，中国社会从来不缺汉奸与叛徒。所以，中国官吏总是对自己的同胞这样凶残，对外却总是卑恭屈膝，老是在内斗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当外敌来临时却无力抵抗。
马克思指出，在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式社会里，贫困的、失去了生产手段（土地）的农民大众虽然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给各个王朝原有的支配关系以最后的一击，但在中国，这种“起义”从没有产生对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颠覆，也就是说，这种起义从来没想着改变社会体制。
我们把层层包裹着真相的面纱除去，就露出了所谓起义的真谛：所有农民“起义”和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新建立一个还是基于“灌溉假说”上的封建王朝。这些人闹“革命”的本质，就是想支配别人的财产，用自己的王朝代替别人的王朝。至于土改，不过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抢劫而已。它的宗旨是：“你的财产我分配，你不愿意我镇压。”
在人类已经出现的经济活动中，如果不计算社会成本的话，可以说“抢劫”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这就产生了一种厌恶经济，一味追求政治的特殊“商业”偏好，经验告诉人们，政治是最大的经济，权力是最大的生意。
灾乱中最强者即最凶蛮、最狡猾者掠夺的生存资源最多，因此他就是天子。他通过力量取得政权。
在有限的资源被垄断化以后，与“力量”保持一致是唯一可行并有效的“理性选择”。个人依附最强大的团体谋取生存特别是依附资源垄断者以期获得“分封”或赏赐。这已经是灾乱社会的“经济学”常识。
这种“依附型秩序”强化了力量专政的力量与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专制力量越强大的原因。
叛乱首领在极端贫困的叛民中非常容易以最低成本物色到打手，以分赃的形式建立一个掠夺队伍和跟班队伍，并通过暴力保卫他（们）的特权。在普遍的赤贫的叛民社会,加入这个抢劫队伍的机会成本最小，而且生存更可能得到保障。同时，投靠竞争的存在增强了首领的集权能力。
灾乱社会权力斗争完全实践了“你死我活”的原则，暴力是权力斗争最后的结算方式，因为只有暴力才能制敌于死地。
这些人以掠夺为人生目标，以杀戮为快乐之本。不过，他们所掠夺，所杀戮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兄弟。
同时，这种暴力也造就了人民的软弱无力和怯懦，勇敢作为一种基本人性已经被彻底埋葬了。向力量臣服变成了一种“民族自觉”，这种****产生于暴政，也养育了暴政。
在这一刻，我深切的感到，要打破中华民族的宿命、让灌溉假说下的每200年暴乱轮回不再来临，我们就必须坚持商业立国的宗旨，让所有的法律、宗教、政府体制挣脱农耕文化的束缚，让中国成为一个商业国家，使商业因素贯穿整个思想，让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在法律的体系下进行，天子可以改变，法律依然长存。
只有让王朝的改变，不再需要对我们自己同胞进行血淋林的屠杀，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避免今后的厄运，才能一步步走向强盛。
黄巾是什么？此刻，我脑海中浮现出电影《芙蓉镇》中的场景，*后，那个精神失常的干部敲着破锣，用沙哑的嗓门满街呼喊：“革命了，运动了”。
此时场景，正如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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