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韩研究完字典，又对李自成编辑的读音提出意见，认为和官定韵书差异不小。
李自成将来要定都北京，国语自然以京音为基础。
朱元璋虽然定鼎南京，但是南京话并不是官话。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而不等同于南京方言，跟老朱的关系也有限。
当初朱元璋对新编的《洪武正韵》不满意，陆续修订两次还是不满意。于是干脆把别人的书改名《洪武通韵》，准备刊行代替《正韵》。后来相关人员牵涉到胡蓝党案，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可见大明法定的官话或读书音先天不足，等老朱驾崩后就更没人当回事了。
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洪武韵》……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画而已。至于作诗，无间朝野，仍用《唐韵》。”
再过几十年到明武宗，“至今会试榜文，有除《洪武正韵》一部外，不许夹带片纸只字，盖亟欲正韵之行也。岂知以后革去诗赋，士子已不知正韵为何物。而世之作诗者，亦复因仍旧弊，又不知正韵为何书。不务正音，不遵时制，反从侏离艰涩之韵，吾不知其何也。”
到明末钱谦益，“至于《洪武正韵》……而今惟章奏、试院稍用正字，馆选一取协韵而已。学士大夫束置高阁，不复省视。其稍留心者则曰：‘圣祖固以此书为未尽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叹哉。”
总之，朱元璋对南京官话的产生几乎毫无影响。
等到小朱迁都北上，又分成了南北官话。
简略区别就是北方官话阴阳上去四声，南方官话阴阳上去入五声。（北京读书音直到清末仍然有入声。）
《西儒耳目资》尽管是在北方最终完成，但反映的语音偏南方官话，类似江淮一片。因为鬼佬从南方登陆，长期生活在南方。而且参考的官定韵书也偏南音。（具体发音可见西南官话，约有七八分相似。）
京话是受到南方官话影响形成的北方官话。
即便鞑子不入关，京音土话和后世发音也没很大差别，可以说沟通无障碍。
万历年京人徐效编写过京话韵表，其与后世区别只在于当时京话尚能分辩尖团，比如精zing，京ging，以及某几个韵母等等。而且他在书里记录的是偏文读的北京口语音，若论老百姓实际口音，大概和后世的差别就更小了。
虽然还有些士人们标榜“中州正音”，但京话的地位越来越高。
明中后期很多在京做过官的人，致仕回乡后全家老小，甚或奴仆都“满口燕京音”，并且以此为荣。
总的来说，明代官话和读书音的标准音只存在于纸面上。两百多年下来，各地都有自发形成的特色官话、读书音。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官话、南京官话，中原官话三类。
万历皇帝就是一口中原雅音，中不中？（大概是张居正教的，要是和太监学就是一口侉话了。 顺治长大后就吐槽被曹化淳等人把口音带偏了。）
（中原雅音或中州正音并不是洛阳开封土话，而是“合南北之儒，酌五方之声，而一折衷于中原”的读书音。明清大书法家王铎就是洛阳开封附近的人，但他那河南口音，常因作诗平仄不分而被讥讽。）
还有例子可看明人语音后后世差别。比如明朝人学日语的书籍，在“母”字下注音“发发”。后世读“哈哈”。ha是由pa演变开的，明代日语正好变到pa和ha之间的fa。
……
再水一水，岭南兄弟也别争“国语”了。
秦汉时那边百越杂处不说了，魏晋南北朝“巢居鸟语”，“犹虫嚾鸟聒”；唐朝地图炮韩愈“皆鸟言夷面”；宋苏东坡“但苦鴃舌谈”。
张居正表示岭南官员进京述职他要找翻译。
广东电白原有卫所带来的官话，“因其时而言曰旧时正，即明代之正音。”后来变成了“狗屎正”。
万历时期雷州：“雷之语有三。有官语，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有黎语，即琼崖临高之音，惟徐闻西乡言之，他乡莫晓……”
可见明时还有不少能说官话，鞑子入关后，雷州半岛加速被闽语入侵。
明代潮州戏文《金花女》——
生：驿丞，你是哪里人氏呀？
丞：小驿丞正是漳浦县。
生：既是我邻邦乡里，就将白话说罢。
官员是广东潮州人，驿丞是福建漳浦人，二地相距不远。两人一开始用官话交谈，知道彼此是近邻后，开始说方言。
在语言评价上，胡建人和广东人同病相怜——“啁啾不可辨”，“闽人语颇獠”。
北宋黄庭坚告诫朋友小孩，“莫随闽岭三年语，转却中原万籁簧。”
去了之后不要学当地话，不然回中原后叽叽喳喳别人听不懂。
宋朝有个官员办事得力，宋太宗想把他提为近臣。结果官员们纷纷劝阻，说对方是胡建人，你跟他没法交流。
赵光义表示你们毕竟那啥，我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哪的官员没见过？不就是闽语么，我怎么会听不懂，“我自会得！”
于是他把那位官员召来唠一唠。
结果，赵光义：“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
一句听不懂，光速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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