菟裘邑中的一处小宅院中。
自曲阜搬到此地居住的高张，正与高柴对弈。
高张落下一子，随后抬头望向坐在对首的高柴，开口问道：“柴啊！我听说你在菟裘大夫的手下做邑司寇。
但我到菟裘七天，你每日都要来同我弈棋，难道菟裘平时没有什么案件需要审理吗？”
高柴闻言，一面观察着棋盘上的局势，一面回应道：“叔父作为高氏之主，平时治理的都是临淄、即墨那样的大邑。
在齐国，仅临淄一城，仰高氏鼻息生存的便有五乡之民，您一句话，便可以左右数万人的命运。
做惯了大决定，您不了解菟裘这样小邑的情形倒也在情理之中。”
高张闻言来了兴趣：“喔？难道治理国家，还有大小之分吗？”
高柴笑道：“那是当然。治理小国，要讲人情。治理大国，要按法令。
讲人情，能够得到乡民的拥戴。用法令，能够获得贤士的效命。”
高张闻言不免诧异道：“我只听说过要用法令匡正国家的道义，纠正百姓的行为，却没有听说过用人情治理国家的。你的这个说法，是孔夫子教给你的吗？”
高柴摇头道：“非是夫子所言，而是我自己参悟出来的。”
“此话怎讲呢？”
高柴道：“强调法令的政令容易得到贤士的效劳，但却因此失去民众的依靠。
强调人情的政令容易令民众欢愉，然而贤士却因为不容易受到提拔，所以选择远离。
叔父身为齐之二守，位高而权重，日日思虑强大国家的方法，哪怕吃饭睡觉也不得半点安宁。
而我作为菟裘的邑司寇，却有时间陪您下棋。
这不是我比叔父更加贤能，而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不同罢了。
齐国乃千里之大国，生民众多，性情各异，城邑之间的情况也不相同。
同样的政令，放在临淄为良政，放在即墨就是恶政。
所以您用法令来治理国家，借此来收拢贤才，用他们的智慧帮助您进行治理，这是正确的做法。
但同样的做法，在菟裘却不适用。菟裘民寡而地少，民性忠厚而少奸计，遵周礼而鄙夷俗。
要想治理菟裘这样的小邑，只需摸清他们的性情，设立相适应的赏罚制度，再树立几个受人尊重的长者作为榜样。
民众的习俗与法令相符，他们所认为的对错与法令保持一致，人人家中又皆有多余的粮食与钱财。
如此一来，又有什么人愿意触发法令招致责罚，菟裘又哪里需要什么人来治理呢？”
高张闻言，总算明白了高柴的治理之道。
他不由感叹道：“鲁民忠厚，世人皆知。只可惜啊！如果我国的百姓也如同鲁人一样忠厚，又何至于这么难治理呢？”
高柴听到这里，只是笑着回道：“叔父这么说，未免也太贪心了。齐国虽然难以治理，但却因此而强大。鲁人虽然忠厚，但却因此而弱小。”
高张不解道：“什么叫做因为难以治理而强大呢？”
高柴回道：“当初伯禽与太公分别前往齐国与鲁国就藩。
伯禽三年后，才到镐京向周公汇报政绩。
而太公五个月就返回了。
周公问伯禽：‘为什么报政如此缓慢呢？’
伯禽回答：‘我在改变当地的风俗，变革当地的礼仪。寻常百姓父母死后也要服丧三年，所以到这时候才来报政。’
周公旦又问太公：‘为何如此迅速呢？’
太公说：‘我简化了礼法，顺应当地的风俗去做。任用贤才，推崇用功之士。’
周公听完二人的回答后，叹息说。
‘唉，鲁国的后代恐怕要北面为臣，事奉齐国了！政治不简约不平易，百姓就不会亲近。政治平易近民，百姓必然归附。但齐国的后世，恐怕必定会出现行篡杀之举的臣子啊！’”
说到这里，高柴忽然住了嘴。
他这几日特地来陪高张，当然不是没活干，而是陪好高张，便是他这几天最重要的任务。
当初田氏撺掇齐侯以‘讨伐阳虎’为名攻打鲁国的仇，宰予可还没忘记呢。
有仇不报非君子，以前宰予不动手，那是没有能力。
现在抓住了机会，还不往死了整？
果不其然，高张听了这话，捻着棋子的手臂忽的垂下，他开口问道：“你说的是田氏吗？”
高柴只是笑着：“侄儿说的是周公与太公。”
高张道：“田乞小斗进大斗出的做法，虽然的确有收买民心的嫌疑，但那最起码也是为了接济民众。
国君有时做事本就荒唐，如果再下令禁止田氏借粮的行为，只怕会激起民众的不满。
况且借粮的事也不光是田氏在做，晏子不也时常接济贫民吗？这怎么能说是谋逆呢？”
高柴笑着摇了摇头：“那柴请问叔父，晏子借粮，难道会用自己的名义借出吗？”
“当然不会。”高张道：“晏子分发粮食，从来都是先向国君申请，之后再用国君的名义分发自家的粮食。”
高张道：“我从前听夫子说，当初他在齐国作客时。
有一次晏子完成出使，返回齐国，来到公宫时，看见成群的国人在为国君修筑享乐用的高台。
当时天气寒冷，淄水结了冰，筑台的工作也不允许停止，挨饿受冻的人，临淄二十一乡中每一乡都有。
晏子到公宫汇报完出使情况后，景公就请他入坐饮酒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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