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李昞的话，李泰的思绪顿时便被拉回了多年之前，他刚刚来到同州时入市采买的经历。那时候他便对西魏混乱不堪的货币流通情况深恶痛绝，并且还打定主意日后自己掌权之后一定要肃清改革一番。
只不过日后随着他的事业越来越大，自己本身也逐渐脱离了第一线的市场交易，对于关中钱币不行的弊病感触便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烈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所推动改造的水力大纺车大大提高了纺织效率，使得他名下产业所生产出来的绢布由于人力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却又能享有相等的购买力，因此李泰对于货币改制的想法便越发的不像之前那样迫切了。
毕竟用绢可以买来同样的商品，但他家的绢布成本却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单单这一份差额就能让他在市场贸易中大得其利。山南道工商贸易发展之所以那么迅猛，与这一点也是密切相关。
如今李昞将此旧事重提，而李泰也不再是之前区域性的势力首领，需要立足于整个西魏政权和社会来看待这一问题，视角和心态都有不同，便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因为绢帛交易的利润而罔顾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
府兵勋士们由于除了维持生计，还要筹买置办许多军需用品。诸如《木兰辞》中所描写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使得这些府兵入市买卖交易的需求更大。西魏如今恶劣的货币交易现状，对他们而言就是极大的困扰了。
毕竟这些军士个体入市交易不同于大宗的商品买卖，可以通过实物结算来弥补货币的不通。他们的交易需求既频繁，价值通常也不会太大，因此便需要极高的便捷性。
用实物充当货币的交易方式，正所谓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檐之难，唯钱行于世，才可济世之宜。
讲到南北朝尤其是后三国的货币改革，就不得不提一嘴高澄。高澄在东魏武定年间主持进行货币改革，重新铸造北魏孝庄帝年间所铸永安五铢，并且这货币其重如文，以通行于世。
但高澄的货币改革除了重新铸造足重之钱外，还规定诸市门悬称以称入市之钱的轻重，发行新钱的同时并没有禁行旧钱，只要旧钱足重便仍可入市买卖，大大降低了减重之钱和铅铁杂充的劣钱进入市场的概率。
这种铸足重钱与市场管制并行的方式，使得东魏北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货币政策之稳定都冠绝后三国，以至于到了北齐后期就连租调都要折钱上缴。
当然到了高湛父子时期的币制崩坏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凭这爷俩的折腾劲，给他们一个隋文帝的家业也遭不住起早贪黑的瞎折腾。
北齐所统治下的河北地区，也成了当时天下商贸发展最为繁荣的区域之一。而高澄这种货币改革的思路，也为后世统治者所借鉴与沿袭。
如果从阶级角度而言，铸币毫无疑问就是对民间财富的一次掠夺和洗劫。但是从货币金融角度而言，则就是给经济增添助力，让社会发展变得更有活力。
李泰在将咸阳骠骑府巡视一番后，便带着人和钱这两个问题返回了长安。
返回长安之后，他便先将度支尚书裴鸿并其他几名财务相关的官员一并招至直堂中来，商讨货币改革的一个可行方案。
关中并不是没有钱，大统年间甚至还铸过两三次钱，只是因为钱币品质太劣，一直没有推行开来。像是长安这种交易需求旺盛的大城市，世道中倒是也有钱币流通，但是因为钱币的品质、样式等等各种原因，交易能不能达成也要看缘分，而因钱货引起的纠纷也不时发生。
眼下的长安府库中，还存放着为数不少的钱币，主要都是大统十二年之后所铸。
大统十二年独孤信平定凉州叛乱，之后河西走廊重新被打通，而东魏高澄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于东魏境内推动币制改革，所以这一批的铸钱主要是为了应付新增长起来的贸易需求，还有就是到东魏境内去鱼目混珠的搜买物资。
不过胡商们也不是傻子，当时的西魏在丝路贸易上也还没有确立起太高的话语权，没能借着这一波铸币洗劫一把。而东魏在高欢去世之后不久便发生了侯景之乱，整个河南乱成一团，也让东西方民间的商贸互动为之停滞。
这一批钱币虽然散出一部分，但大多数还是挤压库中，偶尔用来霸府市买物资或者是赏赐功士，并没有在市面上真正的流通开来。
这就是西魏当下的货币现状，民间乏钱可用，主要是缺乏市场认可度高的好钱使用，而官府的仓库中则堆积着数量众多的烂钱，也难用以洗劫民财。
李泰当然不是要铸币以洗劫民财，而是为了解决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所以既然要铸造新钱，那就要铸造足重的好钱。如此才能重新塑造市场信心，培养货币使用习惯。
如今朝廷所积储的铜料数量也有不少，随时都可以开炉铸钱。只是后续钱币的投放和规范使用、以及对于私铸盗铸行为的监管才是推行新钱的重中之重。
关中恶钱杂行久矣，一旦出现这种足重质美的好钱，第一便会引发囤积收藏，第二便会引发违法熔铸。新行的钱币长期在市场上流通量不足，发行了等于没有发行，反而会耗费朝廷的人力物力与执法成本，并且损害新钱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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