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北齐倒也不是全无一战之力，尽管铜鞮水一战输的比较惨，但主力人马好歹是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后来一部分留在虒亭、在段韶的率领下继续与魏军对峙，一部分则被调往邺都安置、然后跟随高演一同起事。
单单这一部分人马，数量就达到了八万余众。再加上部署在介休等地，以及晋阳城内外和北山长城等一些卫戍力量，眼下北齐国内见于计簿、并且能够加以调度的人马仍然远远超过了十万余众。
如果再将征发范围进一步扩大，河北、河南、山东等诸州郡地方武装力量统统征调起来，北齐起码还能聚集起将近二十万的可战之众！
但这只是理论上、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河南、山东等州郡的一些武装力量，早在高洋时期朝廷便已经难以灵活的征调起来。
手握地方武装力量的豪强宗族们，会想方设法的躲避各种兵役任务，向上推脱、向下压榨。而在此前，北齐本身便国力强盛，对于这些本就战斗力和组织度不是很高的地方武装也没有多重视，只要地方上那些实力派能够上缴给朝廷一定的钱物补偿，对此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今北齐国力肉眼可见的衰落下来，控制力和威慑力必然也会大大衰减，如果再强行征发地方卒力，必然会让统治变得越发岌岌可危。
地方州郡的武装难以调动，核心统治区的军队也不是想出动就能出动的。
虽然到最后高演还是获得了高洋当众公布的传位诏书，算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了皇位，但是在此之前的种种操作也都已经人尽皆知，在国中顶级权贵们的配合与妥协之下才获得了对局势的控制权。如今尽管成为了皇帝，但是那些权贵大臣们是否肯对他的命令严格奉行还是一个未知数。
高演在继位之后，立即便对一众所谓的功臣加以封赏。首先是太傅、安定王贺拔仁为太师、左丞相，长广王高湛为录尚书事、右丞相并兼领京畿大都督，平秦王高归彦为太傅、尚书令，领军大将军如故，咸阳王斛律光为大将军、尚书右仆射。
其他诸如平原王段韶为太尉、并州刺史，南安王高思好为冀州刺史，濮阳王娄仲达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等。
除此之外，还有多名晋阳勋贵中的宿将，在开国初期因为资历尚浅没有被封王之人，也都借着这一次新皇登基而获封王爵。
如此一番奖酬，可谓是皆大欢喜。起码在眼下看来，晋阳勋贵们追从高演举事谋变也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只在官爵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内外重要职位几乎也完全被宗室与晋阳勋贵们所占据。
但正是因为内外权力分配的太过分散，也让高演做不到如高洋那般将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甚至于他继位以来，还没有发布过一条覆及整个北齐国中、影响深刻的诏令。
如今朝中这些军政大佬和地方上那些封疆大吏们也都保持着一种比较沉默的状态，鲜少有在这一次的战事中态度鲜明的发表什么意见的，大概也都是想看一看皇帝在处理这一次危机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手段与才干，再考虑一下日后相处的方式与态度。
西魏所提出的条件不只是让皇帝高演怒不可遏，很快便也在晋阳城中传扬开来，这无理要求所透露出来的蛮横态度，顿时便让晋阳城中群情沸腾起来。尽管许多人都不赞同与西魏再次展开大战，可是多年对峙下来占惯了上风，一时间被如此轻蔑的羞辱对待，也让他们愤怒不已。
作为北齐军中后起之秀，高长恭在得知此事之后，心中也是倍感愤慨。
眼下的他暂无宿卫官职，不能出入宫禁直接拜见皇帝，只能怀着愤懑的心情来到并州州府，见到刚刚上任的平原王段韶便拱手道：“请问大王，至尊意欲几时出兵南讨羌贼？末将不才，却有一腔杀敌热血，愿为大军先锋，为我国家力诛羌贼！”
“谁告诉你，至尊将要大军出讨羌贼？”
段韶听到这话后，当即便皱眉发问道。
高长恭听到这问题后便又理所当然的说道：“这还用谁来告诉？羌贼如此桀骜狂妄，竟欲威逼至尊自弃尊号，实在目中无人到了极点，是可忍孰不可忍！唯当召集内外师旅，痛击骄狂贼军，杀得他们尸横遍野，才能一雪此耻！”
“如此军国大计，岂尔曹可轻易为谋！是否出战，至尊自有权衡，诸公亦有献计，休得受流言鼓噪煽动，妄作狂想。”
段韶闻言后又沉声说道，他对文襄帝这个儿子是颇为欣赏，心里也明白这个年纪的少年是难免会有些年轻气盛、太多精力无处发泄，于是在稍作沉吟后便又说道：“如今国家大局初定，内外正是用人之际。你宗家少壮已有才力可献，不要再沉湎这些意气忿声之中，徒为嗟叹、劳神损志，闲时可操练部曲、修习韬略，以待时而用。”
“可是，羌贼如此狂妄，难道就要忍耐下来？就算上位者唾面自干，诸军营士又何以自解忧愤？须知先帝在时，国力鼎盛，谁又敢……”
这样的回答当然不能让高长恭满意，甚至心内都隐隐觉得段韶都有些肉食者鄙、雄心不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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