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炎黄号举行投降仪式后六天，钱四海来到东京。六月八日中年，他走到中华大使馆的阳台上，第一骑兵师的一名仪仗兵正把一面有历史意义的国旗拴在旗杆的升降索上。“王西京将军，”钱四海声音洪亮地说，“把我国国旗展开，让它作为被压迫者的希望的象征，作为公理战胜的先兆，在东京的阳光下荣耀地飘扬吧。”
征服者钱四海的到达，再加中华国旗侮辱性地在皇宫眼皮底下飘扬，如果说日本人民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现实的全部含义的话，那末，对于未能阻止外敌直接负有责任的军人，失败是不可容忍的。另外，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期待者受审。钱四海抵达后三天，便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四十名战犯。
名单上有个名字是人尽皆知的——东条英机。几乎就在同时，东条在世田谷的简朴寓所已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围住。他们拥挤在房前的石墙边。东条此时正坐在办公室内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室内正面挂着一幅这位前首相穿军礼服的全身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马来亚某崇拜者送的虎皮。
外边的人越来越多，新闻记者们竟涌进花园。到下午三点前后，人声鼎沸，几乎水泄不通。东条叫他夫人带着下女立刻离开家里——孩子们早就搬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不大愿意离开。“多多关照自己，”她说，怕他会自杀。“请多多关照自己，”她又说一遍，鞠了一躬。他只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她带着下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走去。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她的家。于是，她走进街对面一幢房子的花园里。这幢房子地势较高，是铃木医生的家。早些时候，铃木医生曾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出心脏的位置。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中华军人——全新的日本宪兵——已把她家包围。
有个军官在喊：“告诉这崽子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他带出来!”猛然间，她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另一边，她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那时是下午四时十七分。
当中华士兵冲进东条的办公室时，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他的衬衣。他右手还拿着一支口．32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带队的排长喊了一声。
东条并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但是手枪当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东条身不由主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
在街道那边的花园里，东条夫人跪了下来，口中喃喃念着佛经。她想象着他的痛苦，极力控制自己，准备看到华人把尸体抬出来。但是，出现的却是一辆救护车。有个日本医生急忙冲进屋内。
四时二十九分，东条的嘴唇动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本语翻译开始记录东条的话。“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但中华士兵看着他毫不同情。
“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
当医务人员把东条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他小声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他被送至郊外的野战医院。晚上，王西京来到他的床前。东条睁开眼睛，想鞠躬行礼。“我快死了，”他说，“对不起，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过去几年添麻烦?”
“今天晚上。我希望这位中华将军接受我的新军刀。”
东条活了下来，作为重要战犯受到审判，审讯在市谷高地的大本营陆军部举行。
在冗长的审讯程序结束时。东条和儿玉誉士夫在巢鸭监狱的院子里放风时，看见天空两架中华飞机。“儿玉，”东条说，“要是不再有战争了，这次审判还算有意义。如你在天空所见，他们正在训练，准备对付最后的美国人。到审判结束时，美国或许也举起双手了吧！如果还是要打仗，象这样的战犯审判确实毫无意义。”
三个月后，东条在电视直播中被绞死。
抓捕东条的早晨，杉山元帅的枪法比他准确。他在办公室内用枪射中自己的心脏。他的夫人听到他身死的消息后，也效法乃木希典将军夫人，在自己房中的佛像前跪下来，喝了少许氰化物，伏倒在短剑上。乃木是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的指挥，后来自杀向阵亡部下谢罪。
对日本领导人来说，由胜利者操纵审判是极其可恶的。对近卫公爵这样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贵族来说更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一死了之也不愿受这般侮辱。他开玩笑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是个懒骨头，监狱的生活对我可能是无忧无愁、轻松愉快的。”——三十年来，他身上从未带过钱包，洗澡时也从未拧过一条湿手巾——“但被人称为战犯，这样的耻辱我绝对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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