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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加急之下，只用了四天时间，何心隐被捕的消息，便传到了京师，登时官场震动，官员们纷纷上书营救。
这让万历皇帝万万难以接受——何心隐那厮公然宣传非君思想，都想要废掉朕这个皇帝了，这帮大臣还敢上书救他？
但大臣们是不会缺乏说辞的，他们在奏疏中说‘何心隐是做学问走火入魔了，对于这样的异端学者，摧毁他的肉体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摧毁他的意志，使其幡然悔悟，才能消除他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请皇帝速速将此人槛送京城，组织博学之士驳斥他的邪说，让他把那些狂犬吠日之言，全都嚼碎了咽下去，以正天下人心。’
他们还说，当年海瑞曾上《天下第一疏》，说什么‘天下人不值陛下久矣’、‘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之类，那情节可比何心隐重多了，毕竟何心隐还没有指名道姓的骂。世宗皇帝都能宽恕海瑞了，陛下为什么不能宽恕何心隐呢？
他们不提嘉靖不要紧，一提就彻底没戏了。因为万历在看《世宗实录》时，总是对皇祖处理海瑞上疏一事不以为然，认为正是皇祖的一时心软，才导致今天这种，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局面。如果当时抄了海瑞的九族，可能就没有什么《明夷待访录》，没有何心隐这样的妖人了。
在万历看来，皇权开始褪去光环，便是从海瑞与清流大臣，在三公槐的那次辩论开始。世宗嘉靖皇帝判断失误，以为满朝理学之臣，肯定会把海瑞驳得体无完肤，谁知却一败涂地。
他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张四维，得到的回答是，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实是重民轻君，重道轻势的，可以得民心，却不足以定国安邦。秦王统一六合建立的帝国，靠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之后的汉唐两宋，虽然都宣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实支撑统治的是外儒内法。
这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更不应拿到大庭广众之下辩论，不然就有被揭开外衣的危险。
张四维把话说得很明白，因此万历绝对不会让演讲大师何心隐到北京，但他也知道如果何心隐能认错的话，会带来多大积极作用……反复思考之后，万历下达了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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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何心隐被捕后，长沙城便发生了约摸七八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就连兵马司的大兵也参加进去，他们先是把巡抚衙门围得水泄不通。在毫无收获后，又转到东厂衙门外，高呼‘言论无罪’，要求释放何心隐。
东厂衙门本就是密勿重禁严守之地，为了关押何心隐这位特殊的侵犯，又按照防御军队进攻的标准，设了拒马、挖了壕沟，还拉起了铁丝网。门楼上，院墙后，都立满了荷枪实弹的内卫士兵，一个个子弹上膛、如临大敌。
数十人冲到了栅门前，被一阵排枪打在腿上，当场就倒下了一半。人们赶紧把伤者拖回去，便听门口上一个太监喊话：“下次再有靠近一步者，就不是打腿那么简单了！”
按照太监们的想法，那些咋咋呼呼的书生百姓，肯定吓破胆子，一哄而散。所以都准备好了嘲笑，谁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太监大人们肯定没听说过‘无湘不成军’这句话。湖南自古就是蛮荒之地，其民风彪悍、好勇斗狠，放眼全国，可能只有浙江义务的矿工们能比。但义务矿工们还是属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闷骚型，远不如湖南满哥的‘霸蛮’拉风。
湖南人非常自豪地宣称自己是‘霸蛮’，本来‘霸’和‘蛮’是两个贬义词，但到了长沙方言里，它就变成了褒义词。虽然岳阳楼和四大书院中的两个都在湖南，但那都是外地来做官的书生搞出来的东东，与我等土著野蛮人无多大干系。
事实上，在这个盛产土匪的地方，儒家文化的根基从不牢固。湖南人不大买皇帝的账，时不时还涌上一股蛮劲儿：‘皇帝老子算个鸟？几时老子也弄个皇帝当当？’也正因为如此，无法无天的何心隐，才会跟湖南民众一见倾心，被奉为圣贤一般的人物。
虽然何大侠在东南任何地方，都拥有拥趸无数，但只有在湖南，当听说他被逮捕后，人们才会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开玩笑，何先生是我们请过来的，要是让他在湖南被抓了，日后咱们湖南爷们的脸皮，都要给人当鞋底喽！
在这个空气中都带着彪悍味道的地方，儿子打架打输了，向老子哭诉，老子一巴掌拍过去：“哭去个死，打赢了话我听，打输了莫做声！”那是绝对不能吃亏的！
所以挨了枪子儿后，满哥们不惧反怒，登时就红了眼……只见他们有的捶胸顿足状似疯汉；有的龇牙咧嘴如同怒目金刚；有的攒眉拧目，倒像是吃了几斗黄连水，然后便潮水般的退去了。
本来看他们‘狼奔豕突’、‘群情激愤’的样子，东厂太监们着实吓得不轻。看到人群退去，太监们这才心下稍定，都说‘湖南人生气起来，还真挺唬人。’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湖南人生气起来，不只是唬人，更是要吃人的。大概过了盏茶功夫，原先离去的人又回来了，而且手里拿着菜刀、梭镖！原来他们不是吓跑了，而是去找家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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