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呻吟着，“我想活下来，求你们救救我。”他的大腿臀部以下被一块小卡车一样大的巨石压住。上半截身子正好被悬吊在排水渠上。
刘晓军说，他是学生，是县医院的实习医生。在地震发生时，他向外逃命，身后山上落下的巨石飞下来，把他压在排水渠边。
这块压着他的巨石有小卡车一般大，给人的感觉至少有10吨，无法搬移，来往的路过者只好从附近已经半边坍塌的超市里面寻找到两瓶含热量的饮料，然后趴在巨石下面，把饮料递给刘晓军。
他艰难地反向伸手，拿到了饮料。艰难地喝了一口饮料。
孙良民所在的救援队的一个军官被好心人带到大石边，军官无奈的摇着头，这块巨大的石头起码在8吨以上，没有办法。当时的大型机械还没有办法进入县城。
过了两日，大型机械终于进入了县城。但刘晓军，没有等到那一刻。
一位记者于地震后的第二天，在县城中学废墟的一角，看到一个孩子在泥土中已经模糊了孩子的样子，沙哑的声音让记者分不出他的性别但他的声音让这个记者终生难忘：“叔叔，救命！叔叔，救命!”
那位记者说，孩子求救的声音重重地击中了我的心脏，泪水从我的眼里泉涌而出，这一刻，我担不起叔叔这一称呼的重量。
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学的废墟中，可以用手扒开的废墟，早已被人扒开，剩下的巨大的水泥横梁，都是靠人力所不能为的。
记者说，我想救他，可我知道，巨大的废墟前，我的力量太小太小，我无法擎起那巨大而沉重的水泥块，甚至无法将手伸进去，摸一摸这个不知道能否成功坚持到最后的小手，给他一点鼓励和力量。
记者完全不敢看他的眼睛，承受不了它们蕴涵的那么多的信任和期待。
捂着嘴，这个30多岁、曾经当过兵的男记者扭头离开了孩子所在的地方，生怕压在胸腔的悲伤会让自己痛哭失声。但那个还没有变完声的少年的声音，却一直在记者的耳边回荡，“叔叔，救命！叔叔，救命!”
直到回到首都，那位记者都没有从这个声音中解脱出来：“孩子叫我叔叔啊，我却救不了他，我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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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民在晚上的时候，和救援队中受伤的几个战士一起来到了城外的医疗队，处理一下身上的各种伤口。
他们看到。
有两个部队的战士，在县城的一处废墟中，救出了一个小小的婴儿。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捧着孩子，从县城城里跑到医疗队所在地。这个小孩交到医生手里的时候已经气绝，但是两个士兵不相信，因为当时孩子的身体还是软的。
医生无奈的告诉两个战士，孩子已经死了，两个战士当场跪在他的面前，医生，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他。
这位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不停地给孩子做抢救，尽管她知道这样于事无补。
孩子的妈妈也跟着从后面跑了过来，3个人都满怀希望地眼巴巴的望着医生。
孙良民他们几个看到：女医生实在无法面对，把小孩交还给两个士兵，痛哭着跑了。
当时的县城，在大雨倾盆之中。雨水已经把孩子脸上的血水和泥土冲洗干净了。静静的躺在士兵怀抱里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孩…
由于时间紧急，场地狭小，很多被救出来的人，就躺在马路边上。雨中，哪怕是骨折的幸存者，也要躺在雨里，自己给自己打着伞，因为他们是“轻伤员”！
很多的救援和医护人员，包括在第一时间目击现场的记者，都会产生无奈、无力或无助的感觉。
他们说，最难过的事，是别人向你求助，而你怎么也帮不上他，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大声呼叫到低声呻吟，渐渐地气息微弱，垂下头去，在你眼前走向死亡。
这些对活着的人来说，那是一种终身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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