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缚有心暂时先以“崇国公府枢密院”的架构掌控天下，除了牢牢控制兵权外，还有一个，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不断加强枢密院能够直接控制的财权。
林缚以崇州五县及夷州岛为私邑，除私邑收入及海贸厘金外；早在江宁战事之后，林缚就通过政事堂的名义宣布各地矿山为公有，在枢密院下设矿监司以治矿事；还有就是工坊司以治天下工坊。
以后世的说法，就是除私邑及直营工场的收入外，海关关税及工矿增值税，都是枢密院的直接收入来源。
这些收入，在淮东之前，几乎都不列在中枢岁入的范围之内，而是给各地士绅豪族侵吞，几乎没有人能够估算出其规模来；故而在江宁战事之后，林缚要求将矿山及工坊之事都纳入枢密院的治辖，当时主持中枢的陈西言、程余谦等人也没有反对，而地方上也由于受战事摧残，士绅乡族势力给打压到极致，即使想反对，也远未能拧成一股势力。
工坊还是其次。
各地都叫战火犁过一遍，即使维扬、平江、杭州、丹阳等少数地方的工坊业没有受到战事摧残，但也由于织染、巢丝、造船、冶铁、烧瓷等业与淮东直接控制的工场差距太大而给淘汰。眼下真正有大利的大规模工场、工坊，主要集中于崇州、江宁等地，容易控制。
林缚到中后期着手要去做的，主要还是将分散于各地的矿山控制起来，不再使矿山成为各地士绅乡族无本生利的财源。
虽说当世烧煤已经四五百年的历史，各郡几乎都要大量的煤窖存在，但受持续数年甚至十数年战事的摧毁，在江宁战事之后，在江宁辖管之下还能正常采掘的主要煤场只剩两处：一是太湖西岭、一是徐泗淮阳。
为了将太湖西岭的矿权收回来，林缚派三千甲卒在长兴驻扎了三个月，才谈妥条件，诸窑由原矿主分治，但在地方官府原先的厘捐之外，再额外以十抽一的比例征收矿权税收归中枢；这也成为枢密院以后处理私窑的成例。
淮阳煤场，实际也是在徐州战事之后，林缚着令李卫在徐州恢复旧窑、扩大生产以专供山阳、崇州等地冶铁及人丁生活所需而成，本身就归淮东直接控制——其时，孙尚望在夷州竹溪还刚刚打下第一口煤井。
为满足江宁十余万户人口一年达数百万筐煤的需求，林缚又直接征没溧水、宣州等地的旧窑，募饥民及战俘计数千人为矿工扩大生产。
而为保证濮塘铁场用煤，又濮塘南面的煤山大规模的采煤；而在会饶战事之后，使濮塘之煤走水路，进入浮梁，以专供浮梁烧瓷所耗。
浮梁即后世的景德镇，当时冶瓷已有盛名，但境内瓷业及天下赫赫有名、一度年产五百万斤茶的浮梁茶业都毁于一旦。
林缚用杨子忱治江州，并将浮梁、都昌等县暂时都置入江州府辖下，就是希望能尽快恢复浮梁瓷业与茶业……袁州战事之后，泸溪煤场的旧窑也收为公产，投入战俘开掘煤石供应袁水、赣江等水路能够延及到的城池；董原在寿州也挖煤窑，颇有规模，林缚使宁则臣率部夺寿州，自然也是毫不留情的将寿州旧窑收为公产，欲投入人力进行扩产。
不计泸溪、寿州以及太湖西岭三地所产，仅淮阳、溧水、宣州、竹溪、濮塘五地煤场，迄止到现在，一年所产煤就逾两千万筐，价值五百万银元，得利近四分之一。
正是因为煤石的巨量需求以及煤场大量廉价煤的存在，才有可能忍受新式抽水机早初的粗陋、笨重及昂贵的造价，也由于早一上投入实用，新技术才会真正的根植下去，得到滋养跟发展，而不会给束之高阁。
当然，江宁城以往就是当世最重要的烧煤地，一年差不多要运入近两百万筐煤，才能弥补柴草的不足——战事的摧残以及人口的持续减少，并没有能消减江宁的耗煤量，反而激剧增加近一倍。
一方面在淮东的控制下，江宁工坊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在恢复的基础甚至有所增涨——更为重要的是战事对传统生产模式的破坏达到极致。
以往男耕女织、自织自足；战后摧残之后，各地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农耕，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投入到农田、水利及道路等事务上去；传统的家庭式织染生产模式给摧毁，而淮东价美物廉的新布趁虚而入——传统的烧炭业也完全崩溃，使得物美价廉的煤球也得以顺利的开始进入普通农户家庭。
要是以传统的治政模式，天下局势由乱回治，首先就应该是叫各地恢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林缚则大为不同，利用战事对原有自然经济摧残破坏怠尽，而是趁机将江淮赣浙闽及两湖、广南等地形成一个供初级工业品倾销的庞大市场……由于传统的织染、烧炭、造屋等业崩溃，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得以节约下来，甚至弥补了因战争人口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不足；而战后人口大幅的减少，使得有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劳动力去耕种——以往江淮地区，户均十亩地，一户夫妇及子女四口人，只需要丈夫一人就能耕种十亩地，得粮三十石，而妻子在家织染或养蚕补贴家用，而农闲之时，村里男丁则相持扶助，造屋修舍——如今夫妇二人能耕种十五亩地甚至三十亩地，得粮四十甚至八十石，而生活、生产所需的布匹、农具、陶瓷、砖瓦等物资，则可以出售粮食进行交换——这个过程看上去简单，但本身就是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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