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伯年初辞去江宁府尹之位，但告老之奏折给封还。虽说张玉伯在辞去江宁府尹之位后称病不朝，但一直兼着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头衔。
张玉伯与林缚的关系，亦是友故、亦是政仇；他任江宁府尹之初，为当时畸高的粮价，就拿当时与淮东一系关系密切的顾天桥下手，也是庙堂之上、曾公开抵制林缚把持朝政大权的高官。
公府治政后，林缚使张玉伯从江宁府尹位上去职，实际是削去他的实权，但封还了张玉伯告老的请折——在时人看来，更多的是林缚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要将张玉伯架在庙堂里做摆饰，以示其容人之量。
到济州都督府正式设立之时，除军政官员外，自然也要另外派遣监察官员，林缚直接就指名要都察院派张玉伯来济州做按察史。
济州都督府受中枢直辖，在级别上与诸郡司相当，故而都督府等同于宣抚使司，按察使司、审刑司、兵备司、市税司等衙署，也一并照郡司设立。
济州都督府的军政级别虽高，但在年后才知道中枢在海外竟然还有这么一块飞地的世人眼里，济州与广南郡所辖的雷州、琼州等瘴疣横生的偏远落后地区有什么区别？
雷州、琼州历来都是贬谪官员之所，而张玉伯以往身居江宁府尹之高位，给逐出中枢，放任地方，哪怕是杭扬等地，都是贬谪，更何况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外飞土、瘴疠之地？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林缚这回终于对张玉伯下狠手、放逐海外。
张玉伯、赵舒翰等人，即使对淮东有着比旁人更深的了解，但也有限；在他们的印象里，济州也顶多是时常有海船驻泊的荒凉小港而以，也许比蛮荒之地热闹一些，但绝想象不出济州的繁华来。
张玉伯，在任命下达之初，也是认为林缚这次是下定的决心将碍眼的他踢得远远的，甚至给林缚写了一封言辞肯切的书函，希望能使家人留居江宁，他孤身去济州赴任。
他已做好客死异乡的心理准备。
林缚看过张玉伯的信函，又气又恼的派人将信丢了回来，告诉他，便算是充军流放，依律其妻子也需同行伺候。
与张玉伯一起给踢到济州、携妻儿赴任的，还有藩季良、陈臾等人。
藩季良与陈明辙为故旧，曾为前相陈西言的幕僚；江宁战事之后，与陈恩泽出任江宁府左右司寇。
陈臾则为陈西言次子，与林缚同科中举，但次年未能录进士，之后科考就停废了。江宁战事之后，陈臾因荫袭中大夫、在户部担任员外郎，这次一并叫林缚直接点名到济州任事。
藩季良任按察副史，兼领审刑司，陈臾任市税司监事，都是一些掌握不到济州军政大权的闲散官职。
赵舒翰倒是主动请求到济州赴任的；不是说他向往济州，而是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给踢到济州之后，他孤身留在江宁，连个饮茶喝酒的友人都寻不见，自觉也受林缚讨厌，还不如自我放逐、同来济州同甘共苦。
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包括赵舒翰在内，在传统上属于帝党一系，立意维护元越帝室之统治，淮东夺权谋立之心日益彰显，他们与淮东的隔阂就日益加深。
江宁战事期间，永兴帝弃都而逃，他们这一干人等皆有气节，留下来助陈西言孤守江宁；在那之后，他们对永兴帝绝望之余，也与程余谦、余心源、张晏等帝党人物分道扬镳。
江宁战事后，林缚初得江宁，还谈不上完全掌握大局，所以也要用他们来平衡淮东与帝党旧系人物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在江宁实际上存在一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尴尬地位。
荆襄大捷，以及左承幕、胡学穆、岳冷秋等一干大佬，或明或暗的倒向淮东，使得淮东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占据绝对的主动，林缚不需要再看帝党一系的脸色。
赐九锡、开府立官制，揭开公府治政的序幕——林缚也不再需要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留在中枢去平衡国公府与帝党之间的关系。
张玉伯、赵舒翰、藩季良、陈臾等人携家小于五月上旬在给放逐、离开江宁之时，心思多少悲壮慷慨，也与江宁的友人饮过诀别酒，从江宁直接登船，飘洋过海，来到济州——当繁荣之景不下江宁的济州城，代替他们所想象的蛮荒、瘴疬之地，呈现在他们眼前时，差点刺瞎了他们的眼睛。
这时候展开在他们眼前的，不是一组组枯燥的数据，而活生生的、可以触摸得到、与数据相对应的扑面而来的繁华。
每年，约有一万担生丝、二十万篓茶、两百万石米粮、数百万斤铁、数百万斤盐、近两百万筐煤、上百万斤铜、数十万匹新布、数万匹湖绸、数十船瓷器、数十船蔗糖、上万匹骡马、十数万张皮料以及桐油、兽鬃等大宗货物，经济州港中转或直接在济州城进行贸易。
济州是核心中转港，将高丽、扶桑、夷州以及中原的崇州、明州、江宁、海州、泉州、晋安等地联系起来。不仅从高丽、扶桑输入中原及中原输往高丽、扶桑的货物，要从济州中转，高丽与扶桑之间的货物贸易，也需要经济州中转、叫济州从中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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