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显示公正无私，会议的地点，更是选在了洛阳城外的汉室皇陵所在。而在会议开始之前，丁宽更是率领参会的诸人，祭祀了汉室的诸位先皇。
这次议政大会，是为了建立新朝奠定道义上的合法性，会议的议程和议题，自然是被丁宽牢牢掌握，对于汉室的尊重，仅仅停留在礼仪的层面，真正开始议政，对汉室的功过评价就不会再客气了。
对西汉(前汉)、和东汉（后汉）的大部分皇帝，丁宽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讨论，承认了这些皇帝对天下稳定的贡献，但将抨击的矛头对准了汉室的最后两位独裁皇帝，桓灵二帝。
儒家定皇帝的谥号，本就有评定皇帝功过之意。桓帝的谥号算不上恶谥，但桓帝开启了党锢之祸，却是被士人所极为不满；灵帝更是得到了一个典型的恶谥。抨击这二位皇帝，尤其是以信重阉宦，兴起党锢为抨击的理由，自然就获得了众人的认同。
丁宽以此为契机，提出了第一个正式的动议，就是彻底废除宦官制度，以从根源上避免宦官之祸再起，虽然有部分腐朽之辈提出了反对，但大部分人都把汉末乱世，归咎在宦官为乱之上，这一动议得以顺利通过。
“废除宦官”作为第一个动议通过，与会诸人的情绪也从茫然不安，开始转向振奋。
借着这个良好的氛围，丁宽再接再励，开始历数大汉四百年，枉死的名臣，并提出第二个动议，限制皇权，不再允许皇帝“一言绝人生死”，实行文官政治。
这个议案，极为出乎与会诸人的意料，与原本儒家思想也存在较大的冲突，引起了参会诸人的惊呼，甚至很多迂腐之辈，应激性的就开始提出反对意见。
在争论之中，士人们却开始慢慢反应过味来，发现了限制皇权、实行文官政治的好处，有越来越多的士人，表态支持丁宽的动议。
大汉四百年，士人阶层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皇权与相权之争，但相权却始终被皇权全面压制，而宦官与外戚的多次争斗，不过是皇权体系的内部权力争夺，却把诸多的士人卷入了其中，身死族灭。
先不说“限制皇权、实行文官政治”对治理天下好不好，至少这条动议，可以极大的保护士人官员的生命安全，这才是这些士人更看重的。
“限制皇权”，与这些年来主流的“忠君”思想，虽然有所冲突，但先秦百家思想极为多元化，士人也很容易从这些思想中，找到各种支持的依据，为了保证士人的安全和利益，这些士人纷纷开始引经据典，为丁宽的提议辩护张目。
人都是自私的，士人作为统治阶层，在满口仁义道德的同时，比普通人更加自私，经过连续多日的辩论，丁宽的提议终于占到了上风，被多数人支持通过。
接下来就是要讨论皇权与文官集团（或称相权）的权力分配了，这个议题所涉及的内容更加的广泛，且与朝廷的组织设置密切相关，接连争论几日，也无法形成完整的方案。
最后是丁宽提出了皇帝“以德治天下，以法治官员”的原则，先是剥夺了皇帝一言决天下的权力，把这种权力分配的细则方法，压后讨论。
有了限制皇权的共识为基础，丁宽终于图穷匕现，提出了刘家是否适合继续担任皇族的问题。
其实，丁宽此时已经权倾天下，对丁宽要推翻刘家天下，所有人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诸人准备的应对方式却是完全不同。
与丁宽联络亲密之人和一些利欲熏心之辈，准备积极支持丁宽取刘家而代之，以博取从龙之功；还有少数人，准备慷慨激昂的反对一下，建立不畏权贵的人设；更多的人，其实是准备三缄其口，身体支持，嘴上不说，又婊又立。
丁宽提出这个议题，愿意发表意见的人就骤然减少，场面有些冷清，与前两个议题讨论之时的慷慨激昂，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丁宽要树立新朝的道德合法性，哪里能够允许这些人沉默不语，必须要逼着这些人明确表态，把推翻刘汉的决议，做成扎实的公议。
丁宽先是在辩论过程中，安排人充分阐述如果让刘家继续做天子，恐怕会不甘心皇权被限制，极可能在重新掌权之后，推翻这次议政的诸多决议，甚至对参会的诸人秋后算账。
接着丁宽给每个人发放了一红、一黑两根竹签，红签代表要罢免刘家皇室之位，黑签代表继续拥立刘家为皇室，没有弃权的选项，要求每个人依次上前投出竹签，并以这次公开表决结果为准。
如此逼诸人公开二选一明确表态，表面上似乎有些冒险，一旦投票结果是继续拥立刘家，对丁宽的声望会形成巨大的打击。
但丁宽对于这些官员、士人的自私本性极为了解。即使不说刘汉继续担任皇族，可能会召来的反复；就仅仅说，丁宽大权在握，手里拿着刀把子，这些早已知道丁宽立场的家伙，也没有几个敢于公然投出反对丁宽意愿的票。
结果也果然不出丁宽所料，数百人的投票，绝大部分都是赞成推翻刘汉，另立新皇的。敢于公然表态，继续支持刘家做皇帝的人数，不到投票总数的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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