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的话有些偏颇，宋朝不能说它是重文轻武，首先军费，宋朝每年军费支出是所谓穷兵黜武李隆基时的五倍以上，虽然许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但比汉唐那种役兵制呢？那会更苦。郑朗说冤杀武将，汉唐也有。再说武器，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视武器研发，还有军校——武学。民间习武的气氛也很浓厚，弓箭社、马社、刀社、万马社彼彼皆是。武术更是宋朝常见的娱乐活动，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甚至有妇人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子，在街头公开与男人摔跤比赛。有些士大夫们还有着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贤相王曾就是一个武林高手，若打架，一个王曾能放倒十个郑朗。武术也在宋朝发扬光大，甚至在前期柳开、陈尧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动转为武将，投笔从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轻武，一是宋朝缺少骑兵，数次大败，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内敛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压武将的权限，自赵祯朝始，挂帅的非是武将，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将，武将在军中仅是一个傀儡。
但这个问题郑朗也不好说明了，那么会成为文人的公敌。
因此只说一个平，让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举起第二个字：正。
“何谓正，从一而止，一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统，止则是止步，故正原义是谓征战止步天天下统一之时。战争来临，将士惨战，家人破离，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体恤百姓，那怕契丹大军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与契丹搭成和议，仁宗陛下虽多场大捷，依然与西夏拿出钱帛和解。可实际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复复，朝廷不得不在陕西驻扎大量军队。契丹虽比西夏好一点，庆历战争勒索我朝增加岁币，改献为纳，熙宁大旱，再次勒索了河东大片闲田地区。朝廷不得不在河东河北驻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这个驻兵，同样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经济。
因此这所谓的花钱买安，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过后还有回鹘，就算灭了西夏，与回鹘未必能太平相处，况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间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辽东有契丹女真高丽，海外有倭国，北方更有契丹与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汉唐花费了无数人力钱力，也只能做到国力最盛时短时间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无强敌威胁。若在条件允许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门户关起。那么兵费将会减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现在这样清明，国家继续产生大量盈余。两税就可能会全部免去，甚至放开盐酒专营，去除各种杂税，降低商税。如国库有充足的积余，可以轻松地倚据关墙之险，退可守，进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时，才是我朝的正，才会接近夫子所说的大同境界。”
郑朗又重重地说了一句：“伐夏，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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