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奇先生，捷利康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意向我们已有所了解，没有必要再横生枝节了吧。西堡肉联厂并不是非常专业的医药生产公司，他们和贵公司在国外见到的企业，恐怕有一定的区别。”海处长中文夹着英文来说，颇有些散乱。
真要是丢了几百万元人民币，他也无所谓。但捷利康要是给西堡肉联厂投资，他的脸就丢大了。
陆成才也知紧张，慌张的给翻译。
杨锐比谁都知道制药公司的德性，笑呵呵的让他们发挥。
弗兰奇果然没有被海处长给说服，事实上，他理都没理海处长的茬儿，用伦敦腔道：“总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意向，不是我能妄言猜测的，但考察并谈判清单上的一系列技术是我的工作范围，总公司的同僚如果有意见，也得等我签署意向性协议以后，再提出来。”
杨锐依靠西堡肉联厂来压迫国医外贸，弗兰奇未尝不能用同样的手段。虽然两个大型企业的合作来说，这样做的得利不丰，可对于中层职员弗兰奇，以及普通的杨锐来说，好处有够丰富了。
海处长转身又想说服杨锐，杨山大喝一声：“来，喝酒，人家小孩子谈事，你管那么多做什么？行不行得上级领导发话，我就不信，你一个处长能决定国家政策了？”
要是给一分钟酝酿，海处长真能一口老血喷桌子上。作为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原材料和精细化工品处的处长，就某种程度来说，海处长还真能决定中国医药对外贸易的政策。
别看多少文件都是挂着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但在中国，以小制大的传统向来有之，尤其是中央部委和国字号的处长，官阶不高，却是实际文件的制定和执行者，堂堂部长等闲亦不克夺其志。
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到了80年代，经济状况又因为权力集权而病愈崩溃。用千疮百孔来形容目前的经济体制也不为过，别说是中央自建的体改委了，省级和市级地方政府也在千方百计的突破各种禁锢。
海处长能决定的政策，地方政府要是不听，他也拿不出好的办法。
想到此处，海处长也不用劝了，一口闷了杯里的白酒，赌气似的道：“你们谈吧，谈下来也是白谈，这是国家牵头的工作，不是给你们打秋分的。”
“国家牵头，就是国医外贸牵头吧。”段华也不示弱，笑了，说：“就我所知，你们在河东省不太愿意开展业务。就去年，我们卫生厅的郝厅长去京城，想请你们帮忙批些医疗器械给平江第一人民医院，结果怎么样了？对了，结果晾了郝厅长一个月，听说连请吃饭都请不到人。我看这样，你们不如去找郝厅长说一说，他要是点头，让我们西堡肉联厂退后，我一句话都不说，陪酒道歉。”
段华扯了三个杯子过来，全给倒在自己面前，一副坐等的威逼架势。
杨锐听的也是大开眼界，他参与过的酒场不多，这种粗鲁型的算是头一次。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么说话的竟然是一向好言好语的大舅。
国企果然不是什么好地方，送一头毛驴进来，要不变成倔毛驴，要么变成驴肉火烧。
海处长嘴唇动两下，没啥可说的了。他根本不知道什么郝厅长坏厅长的，全国30多个省和直辖市，还有一票计划单列市也觉得高人一等，别说厅长了，就是高官算下来都要好几十个。如果每个人来跑部都作陪，一年下来，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河东省的郝厅长到了北*京找不到门路，算是他没本事，但海处长到了河东省，人家郝厅长的能量就大了。
“我们继续谈。”弗兰奇察言观色，见他们不说话了，反而问起了杨锐。
杨锐点头，道：“假如与西堡肉联厂合作，我要求技术入股。股份比例，不低于10%。”
即使以捷利康最低的30万英镑的投资额来算，10%的股份价值也不少于5万英镑了，比50万人民币要值钱的多，更不用和最初的1000英镑做比较了。这个价格和欧美研究者的入股比例差不多，后者通常还是颇有些名气的家伙。可以说，杨锐这时候是占着中国不够开放的便宜。
捷利康有建厂的愿望，不是单纯的为了利润，还有如市场等各方面的因素作祟。
弗兰奇最近几日与总公司亦有沟通，不置可否问：“这家中国本地公司的投入呢？”
“地皮，厂房和人员，以及后续管理。”在杨锐的翻译下，段华给了一系列的答案。
具体怎么合作，段华其实就没和领导谈，属于纯纯的先斩后奏。不过，这种合作，先斩后奏了也无所谓，西堡肉联厂的主业是肉制品加工，生物制药本就属于可有可无的范畴，能赚外汇自然好，赚不了，也不怕得罪一个京城的国企，或者说，谈不成，也不能说是得罪了。
他们谈的差不多了，再向领导汇报，西堡肉联厂再怂，上面还有各个主管部门呢，估计没有哪个愿意放弃这样的肥肉。
弗兰奇摩挲着下巴，问：“如此计算，捷利康投入30万英镑，占比多少呢？”
“我们倾向于建两家公司，一家是中国的制造公司，捷利康占比49%，投入最少30万英镑，西堡肉联厂占比51%。另一家是对外销售公司，制造公司和销售公司签订代销合同，根据合同确定的金额与产量，捷利康占比70%，西堡肉联厂占比10%到20%，我要10%，另外授权捷利康和他的合资公司使用我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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