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厂长，感谢你对离子通道实验室的捐助。”杨锐穿过人群，静静地握住高大肥胖的陈厂长的手。
陈厂长受宠若惊的露出笑容，口中连声道：“哪里哪里，是应该的。杨教授日理万机，还能帮助我们企业界人士采购物资，讲解技术，实在是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企业界创造利润，学术界则改革技术，我们互为表里，还是应该我感激陈厂长。没有您的深明大义，慷慨资助，像我这样的研究者，自己喝西北风不说，到时候连买试剂的钱都拿不出来，就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炊了。”杨锐摇动着陈厂长的手，动作幅度很大。
1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的确是值得这么大幅度的握手的。
即使按照黑市汇率来算，100万元人民币也能换成十几万美元了。
而就无偿捐助这个项目来说，能够收到十几万美元的欧美大学和实验室，其实都是少数。
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顶级大学以外，欧美的普通大学，在捐助方面，其实走的都是群众路线，每年向校友们要个几十块的捐助，是这些大学最常做的事，再多一点的几百美元，数量都很有限。
至于上千美元以上的捐助，几乎足以在任何一所大学，参与捐款晚会了。
那些传说级的几千万美元，乃至于上亿美元的捐助，通常都是具有一些特殊性的。更多的情况下，这些捐助都是带着一定目的的，简单的比如冠名大楼，乃至于冠名院系，像是史密斯经济学院之类的名称，在美国还是很流行的。
再复杂一点的话，将公司的应缴税款换成慈善捐助，既省去了税款，又能就这笔慈善捐助争取各种有利条件，小到安排子弟免试应考，大到兑换该校的如股权或技术本身，可以说是玩法多样。
陈厂长的捐助其实也是有偿的。最近一段时间，杨锐每天都会与最新的捐助者，尤其是最多的捐助者亲切握手，并且不断的将较多捐款的厂长和负责人们引入核心圈子，
换成是其他企业家，无论是供应商还是销售商，敢这么做的话，多半是要被国企圈子所排斥的，什么时候，你有也资格将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
杨锐有资格。
杨锐是学界人士。他是北大的教授，又是获奖获得者，还是去铁酮这种新药的开发者，他与医药界和化工界的圈子若即若离，凛然间又居高临下。
虽说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但说到根子上，科研界的状元，才是真的状元。
杨锐以科学家的身份，甭管是什么标准，他想要分人三六九等，旁人就是想要反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
所谓的话语权，那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罗马是共和的，人人都有资格说话，罗马也是奴隶制的，奴隶连生命权都不完整。西周是民主的，国人甚至有资格参与国君之废立，西周也是泾渭分明的，城郭以外的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力。
在杨锐面前，有资格谈理论的人，实在是不多了。
简单的说，杨锐尽管年轻一些，可他爱带谁玩就带谁玩。
同样是行业翘楚，甭管是大众化的娱乐业，还是赚钱极多的企业界，甚至是迷雾重重的官场，金字塔尖都不可能自由到科学家的程度。
陈厂长却是拼死了也想和杨锐玩，尤其是进入到他的核心圈子里玩。
不仅是陈厂长，一班飞机上的国企官员，都有这样的念头。
虽然是捐一大笔钱，但是，与企业的收获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派了话事人出来的。像是陈厂长这样，有一个知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下属的人，还是不多见的。
许多人，最近几天都在拼命的拨打越洋电话，就为了从企业里多要点钱出来。
杨锐却像是一无所觉似的。
他就如同是参与竞选的政党领袖，忙忙的与各方见面说话，并给出各种许诺。
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堆积起来的资金量，也是与日俱增。
比政治候选人更强的地方是，杨锐的回报，来的无比之快。
第二天，杨锐就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详细的询问起了南部化工的需求来。
陈厂长激动的不能自已。
这100万元的花的太实在了。
换一条生产线要花多少钱？1000万？你还得是美元，还得有渠道去买，还得买得到等得着，还得运营起来，适合本厂。
整个流程弄下来，三五年的功夫都是轻的。
进口设备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此，设备公司离的很远，想要即时反馈也很困难。而设备安装起来又极其复杂。
想想看组装一台电视需要多少步骤，将这个数字乘以10，是绝对不够一条电视生产线来运作的。
87年还没有合用的网络，发送图片更是困难——某些新闻通讯社倒是有设备能传输图片，效率却是极低，成本极高，也不给外人用，不是普通工厂所能接触到的。
等于说，要想采用廉价的解决方案，就只能在电话里用语言描述问题。
这个要求就太高了，不仅对技术人员的要求高，对翻译的要去更高。
如此，也不过是采购之后的小事罢了，采购之前的事情，那就更复杂了。
我们的工厂适不适合使用这样的生产线和设备，我们的现有设备是否能配套新的设备，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基础建设的改造工作，我们的人员水平是否能够培训到设备所能提供的高效率，我们的钱花的值不值，我们的设备是不是买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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