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郑朗担任首相多年，功劳大，怕功高震主的举动。
于是赵顼将郑朗喊到内宫，说道：“郑公，你多心了，朕非是心胸狭窄之辈。”
郑朗道：“陛下，臣非是担心陛下，陛下是圣主，可群臣未必全是贤臣。臣请求外放，非是担心陛下有什么想法，而是对臣自己的保护。若国政出现差错，臣下去一两年后，陛下可以再将臣调回京城。”
赵顼不准，可是郑朗态度坚决，赵顼只好以郑朗轻率为名，将郑朗贬为参知政事。
然后郑朗又找到王安石，说了一句：“你我二人执掌朝政多少年了？”
不说宰相职位，而说朝政，这些年师徒二人从未担任一号首相，但无论是曾公亮或者富弼、王珪，他们虽担任了一号首相，真正的政务却是由郑王二人处理的。
王安石有些迷糊。
郑朗又说了一句：“介甫，你我二人执掌朝政多年，嫉妒的人越来越多，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最后不仅对人，也会对事，不利于国家革新。”
王安石也听闻了一些传言，郑朗说得这么清楚了，还能不明白吗？郑朗要去益州，正是朝堂上还有王安石，可是皇上要力保郑朗，那么王安石只能下去。正好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去世，王安石有些心灰意冷。于是请求外放，调到江宁担任知府。
这不是不用王安石，下下上上，郑朗在京城，王安石就下去，郑朗离开京城，也可以将王安石提上来，下下上上才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但减轻了怨言，保障改革继续执行。
然而经郑朗推荐，由司马光担任首相。
非是郑朗看好司马光，相反的这些年郑朗对司马光越来越担心。
一部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优美的史书，但实际是一部权谋史。如果一个官员能用心将资治通鉴看上十几遍，得到其中真味，那么恭喜你了，在仕途上会越走越远，也会越来越腹黑。
这些年司马光权谋术大有长进，在改革过程中，作为郑朗学生，未提出多少反对的声音，可一直缄默不语。这已经让郑朗感到满意了。现在让他做首相，作为郑朗学生，改革派不会有争议，可暗中司马光与刘挚等保守派来往也很密切，司马光上位，保守派也不会反对。
其实司马光在吏治上，远不如王安石。郑朗做法是担心司马光心中留恋权位，自己在相位上，司马光不会怎么的，但自己在相位时间不会很长，伐夏开始自己会再度去西北，西北定下来的时候就是自己致仕之时，那时候不退，难保自己后代不遭到霍光张居正后代那样的下场。
自己一致仕，司马光作为不如王安石，可他实际深得保守改革两派的心，会不会再度将他的权谋术用在王安石身上，来谋得首相之位？一旦司马光心中有这个想法，自己的努力会前功尽弃。
于是提前将司马光推上位。
庞籍说了一句，做好首相，不作为或者用朝廷钱帛官爵收买人心，会得到士大夫欢心，但国政败坏。若作为，就会造成许多士大夫的痛恨。这就是宋朝首相为难的地方。
富弼文彦博名声好了，国政却在败坏。
司马光现在做为首相，也会面临这三条选择，一是不作为，如果不作为，他就与王珪一样，渐渐为赵顼轻视。这个后果会很可怕的，赵曙思想进化了一千年，一味要为亲生老子正名，可绕不过一道坎，没有赵祯，何来他的皇位？说宗室子弟，宗室子弟不要太多，什么时候能沦到一个乞丐母亲的儿子登基为帝？
这一点赵顼做得就比较好，对赵祯后人善待，但也不能反对父亲，没有赵曙，也不会轮到他为君。因此无论王安石下马案与郑侠案背后发生了什么，赵顼都不好处理。也因此，对韩琦、文彦博、曾公亮与王珪都一直善待着，反对这四大功臣，赵曙就不能正名。仅凭扶立之功与资历，这些人就能呆在首相位置上。司马光却拥有什么？
或者收买人心，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用官爵与钱帛收买人心，但大环境是赵顼一改赵祯做法，对官员俸禄与赏赐控制得很严格。对此郑朗不是很赞成的，因为这样，一些士大夫会痛恨，只要不使它泛滥即可。其次是对官员数量的控制也很严，这一条郑朗与赵顼思想一致，自改革之初就在裁减官吏数量。司马光还是行不通。
要么就是将改革推翻，这时候司马光敢这么做，也许会得到保守派欢心，可会激怒所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甚至背上一个叛师的骂名。以司马光城府，肯定不会选择前三者道路。
因此只能有下面一条道路，作为，一旦作为，就会得罪许多人。或者半作为半和稀泥，这多半是司马光的选择，然而郑朗还在中书，司马光想和稀泥同样很困难。
已站在权利巅峰，又是道路崎岖，掣肘多多，司马光对权利的渴望心思就不会有史上的那么重，那么不管怎么演变，也不会发生史上的故事。司马光不带头，元佑就不会成党，宋朝也就不会进入一个岔路口，迷失了方向。
赵顼不知道内幕，他略有些犹豫，至少在理财上，他未看到司马光有多少能力。郑朗说了一句：“因为祖宗言南人狡黠不可重用，就连范仲淹也追根溯源，说自己是北人，其实在这上面，祖宗说得有些草率了。近来矫正这一错弊，重用了许多南人，北人不满。因此臣推荐司马光为首相，也是为了这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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