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这才答应下来。
司马光为首相后，果然提拨了一些北方人。无论南方人或北方人，在郑朗心中位置是相等的，有能力就用，没能力或者心怀叵测的人，无论南北，郑朗都不喜之。
这也不要紧，只要司马光不破坏大局，无伤大雅。
然而这让一些大臣产生错觉，王安石与郑朗贬职，虽提拨了司马光，司马光不是忠实的改革支持者，多是皇上安抚郑朗内心不满的做法，于是他们认为国家财政转好，郑朗的作用渐渐减小，功劳又大，皇上要打压郑朗了。因此这些人继续痛打落水狗。
刘挚与王岩叟连续上书，弹劾郑朗，想找麻烦很容易的，在朝会上数举郑朗十几条罪状。
郑朗听他们将奏折读完，喝道：“呱噪！对外软弱，对内凶残，有何资格身为士大夫！”
这句话从郑朗嘴中冒出来，大有意味。这些年，郑朗态度很温和，甚至有重大的举错，将所有重臣召于都堂商议劝说，也鼓励只要不闭眼瞎说，对他政务处理上的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因为这个做法，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心，也缓冲了改革所带来的矛盾。
现在冒出这句重语，明着是很生气，实际是指刘王二人连做士大夫的资格也没有了。
大多数人也认为刘王二人做法是太过份，即便一万人下落不明，当初郑朗也说了利害关系，现在一部分家属闹事，一个首相贬到江宁，一个首相贬为辅相，而且还是两个有功的首相重贬，也足够了，刘王二人做法过于凶残。
事实是郑朗已经准备痛打刘王。
他脑海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宋史，宋史上将刘王夸得天花乱坠，但事实呢？根本就不是。王安石专权、固执、怮、狂妄自大，虽说是为了迅速使改革落实，但他这些做无疑激怒了许多人，甚至将他的新学当成科举题目，这分明将自己摆在亚圣的地位上，这成了党争的导火索。司马光推倒再推倒，不问对错，更是一种自私的做法。
但这二人仅对事，不对人。即便李定打压苏东坡，王安石与苏东坡还有书信往来。
然而正是刘挚、王岩叟、梁焘与司马光学生刘安世推出元丰榜，从对事转移到对人上。政治诬蔑陷害就是从他们手上开始的，包括蔡确之死。
刘王二人还不知道危机来临，听了郑朗在朝会上口出粗语，十分愕然，梁焘立即弹劾郑朗失去朝仪，应当重重处理。赵顼一言不发，宣布退朝。随后诏书下达，刘王梁三人全部贬放，接着再贬。
但动荡没有结束。
第二年郑朗七娘病逝，回家丁忧，刘梁王三人平时与司马光关系默契，与王珪、吴充关系也不算太恶，在司马光运作下，居然三人悄无声息再度出现在朝堂上。
章惇不服气，递了一个折子。
赵顼大怒，再度将三人贬下去，成了三个普通的监各州监司，王珪变成枢密使，从东府首相变成西府首相，等于是重贬了。司马光贬判西京洛阳。韩绛变成东府首相，仅有吴充职位未动。
司马光懂的，这是皇上对老师的弥补，但在去洛阳的路上刻意去郑家拜访，说了一句：“郑公，以前你也用政敌对朝堂进行掣肘，以防后人开权臣，刘挚、梁焘与王岩叟皆是耿直敢言之臣，朝廷打压过重。”
心中不服气啊。
郑朗轻叹一声，道：“君实，以前是如此，那时候我才五十出头，能有很长的时间对政局进行掌控平衡。现在我六十岁了，精力不大如初，而且没几年，我就要离开朝堂再去西北。他们三人深得北方大臣的心，若是象吕公著等人那样正直光明倒也罢了，却不是，他们非是敢言，而是敢于对人身攻击与诬陷。我害怕以后离开朝堂，三人上位，影响国家的未来。我知道你与他们关系不错，这个我不反对，千万不能将私情带到公务上。以前我教过你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其中公私分明是重中之重。君实，望三思。”
崔娴在边上微笑一句：“君实，若论私交，谁能与官人与你的私交深。”
她说的私交非是私交，而是指恩情，包括司马光仕途平步青云，从枢密副使到枢密使到平章事，皆是郑朗大力推荐的，更不用说是师徒之情。实际拉三人上位，司马光有一些私心的，这个崔娴不大好说出口。
司马光叹了一口气，离开郑家庄，去洛阳赴任，开始埋头修资治通鉴。
接着张方平从三司使调为参知政事，赵抃从参知政事调为枢密使，王安石赴京担任三司使，因为银行要准备扩股，国家也需要一个善长理财的大臣。随后赵抃与王安石发生冲突，又因年老多病，请求致仕，朝廷以张方平为枢密使，吕公弼为参知政事。
就是这五支船队，居然涉及到那么多的大佬变动。
郑朗丁忧一年，朝廷夺情，调回京城，郑朗拒绝了首相之位，仍然担任参知政事。
然而这五支船队始终成为郑朗政治上的污点。
郑朗说春天来了，大家皆以为郑朗是为抹出这个污点而高兴。实际不是，熙宁大旱，随后多年天气很不正常，这是小冰河来临前的结果。但这个小冰河没有明末严重，只要这些杂粮种子出现，就会将未来天气带来的恶劣结果弥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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